210*182=182*210？矩形硅片或成破局之匙
这些内容在百度上就能轻易查到，一个法学院的学生为什么一点概念都没有呢？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位女生一路在车上想了很久，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所谓人身自由只是宪法里有的，所谓依法行政只是新闻联播里有的，事实上是没有的。
同时，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国家进入了行政国、福利国时代，国家对于传统的私领域空前地干预，有人惊呼这是宪政的冰纪，有人说这是新宪政主义。一些人因而对宪法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质问经济制度是否是宪法必需的内容，宪法是否适合充当一国经济制度合法化的手段。
可是人们又不能不怀疑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首先，世界范围内相继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也都颁布了自己的宪法，它们对于宪法的作用，对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对于国家权力的定性和分配方式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既然社会主义立宪的目的是富强，那么，宪法对此能做什么呢？首先，宪法成为群众动员的手段，它明确宣告并突出富强的目的，正如西方宪法突出自由或人的尊严一样。前者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后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到1970年代末，我们依然面临严重的贫困，于是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如果说新宪政主义是对自由宪政主义的修正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宪法则体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由宪政主义的宪法观。美国新政时期的一些立法不是也经过违宪审查吗？最高法院不是最初否定了一些改革措施，后来又通过重新解释宪法拥护一些新政法案吗？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美国新政与当代中国改革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经济改革其实就是经济制度的改革，有时候宪法的某些规定就是改革的对象，某些改革措施甚至与宪法的禁止性规定直接冲突，在一定意义上，经济改革的试验过程可以看成修宪的试验阶段。我知道的第一波是大跃进时，搞人民公社吃食堂扒了各家的灶。
而清华法学博士生王进文研法十年，挡不住他潍坊的老家被夷为平地。那么，这一波席卷城乡的强征土地呢(强拆市民世代居住的房子要的仍是砖瓦下的土地)？由头不同，乌托邦理想主义影子淡了，攫利心更重而已。当万载县委书记说没有我们这些人强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时，其意只是说你我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话对特立独行的于教授也许是侮辱和冒犯，但对今天大多数知识精英来说应是不争的现实。前年重庆发生最牛钉子户吴苹维权成功事例时，我们一度欢呼物权法与媒体力量的胜利，然而事实上胜利不可复制，强拆强征死人的事不断发生，复旦大学博士生孟建伟的父亲孟福贵，竟在世代居住的房子里被强拆者活活打死。
在我看来，解决问题根本的答案和方子，首先是剥夺搞强拆强征者的口实。试想，如果没有微博，宜黄钟家惨案、钱云会命案，人们有多大可能知晓？请想一想，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河南信阳一地就有上百万的人饿死，全国媒体展现的不仍是到处莺歌燕舞吗？而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么不给合理补偿的强拆是恶行，不顾农民长远生计的强征是苛政猛于虎，无疑是人们的权利意识觉醒了，不甘心任人宰割。
第二波是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农民交不出三提五统或者超生罚款的，轻则上门撮谷、牵猪，重则拆房子，搞得鸡飞狗跳。但是试点止于试点，没有形成规模更勿论规则。如果权为民所赋不能成为普遍的现实，那么，权为民所用、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云云，就只是劝善的当代官箴，买官卖官的丑闻就会层出无穷，残民以逞的强拆强征就不可避免。乐清市寨桥村的钱云会已逝，谁来带领乡亲们追索征地的合理补偿？克制这些事件激起的悲忿，苦苦地思虑孰令致之，我欣慰(对，就是欣慰)地认定，所谓强拆民房、强征农民土地，并不是现在、并不是近年，才有的恶相与苛政
进入专题： 拆迁条例 。2004年《宪法修正案》以来，围绕着公共利益这个话题争论非常多，但始终没有一个定论。我认为，当前应当致力于相关法律规范的修改，更要强调对法律的尊重，强调秩序的作用和程序的保障，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各类矛盾和纷争的基础支撑。我一直认为，房屋拆迁过程中的利益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往往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不宜简单地用商业性拆迁或者公益性拆迁来加以区分。
比如，如何把握公共利益的需要或者何为公共利益的问题。判断房屋拆迁的正当性，关键在于要着眼于事情的本质，要看其开发是否有利于城市化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建设可持续性发展的城市，是否有利于拓展城市生活空间，改善或者提高居民的生活。
无论是何种性质的拆迁，都必须坚决贯彻保障公民财产权和人权的宪法精神，将权益保障和利益均衡落到实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各种救济途径之间的不协调甚至抵触，做到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实现规范权力行使、保障权利救济的效益最大化。
与《拆迁条例》相比，《征求意见稿》和《二次征求意见稿》均有突破性进展，这是有目共睹的。进行房屋拆迁中相关利益的均衡，既要使房地产开发商获得经济效益，又要使居民通过危旧房改造改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更要考虑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现代化城市。值得欣喜的是，《二次征求意见稿》规定，界定公共利益不以是否市场化运作为标准。但是，《二次征求意见稿》仍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如此规定，为目前所列举的属于公共利益的事项真正在正当目的下运作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依据。人大的介入和参与似乎可以比较好地制约政府权力的行使，但是，这里依然存在如何保障人大监督的实效性以及规划本身的科学性和法律效力等问题。
这就预定了市、县级人大对相关建设活动进行监督的可能性，也为动态地把握公共利益的需要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支撑，因而这种规定方法是值得肯定的。《二次征求意见稿》将兜底规定修改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并进一步规定：前款规定的各项建设活动，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
不过，删去了国务院规定的，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公共利益的动态把握，拘泥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将会陷入无法应对瞬息万变之形势的困局。应当在修改土地管理和规划等相关法律的基础上，起码应当与相关上位法律的修改同步来修改完善《拆迁条例》。
商业性拆迁和公益性拆迁的区别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二者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对此我一直持疑问的态度，因为公共利益不是一个静态的、确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不确定的概念，根据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情和不同情况会有不同的解释。
房屋拆迁过程中的利益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往往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不宜简单地用商业性拆迁或者公益性拆迁来加以区分。所以，应当从程序上加以完善，规定相应的利益衡量机制，以适应一直在变化、发展着的形势。实行征收或者征用，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目的正当性问题。《征求意见稿》的概括性规定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应当纳入市、县级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征求意见稿》和《二次征求意见稿》均采取了列举加概括的规定方法，作出了比较明确具体的规定。
其实，在关于商业性拆迁和公益性拆迁的论争中，许多人对所谓商业性拆迁存在莫大的误解。但是对于处于转轨期的中国来说，法律修改的任务异常繁重，这种追求实质性正义的修法方式也并非绝无道理。
采取静止不变的列举方法来理解，即使有所谓兜底规定，依然是很危险的。因此，对公共利益不能也不宜作出明确而具体的定义，关键是要确立对各方利益进行衡量取舍的程序规范，构建一套完备的开发利益返还社会的机制和制度
我以为解决这个问题越来越迫切，希望国土资源部领导能郑重考虑。在我国，因为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还没有真正确立，土地的法制化管理还很薄弱，地方政府在农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事实上很难受到来自农民方面的有效抗御，中央政府强力介入这种不对称关系，有利于平衡权利，发挥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利益的作用。哪怕一个集体的99.9%的人同意征地，有一户不同意，他的地也不应该被征收，除非法院认定有关项目是必须征地的特殊公益性项目，而不是类似政府办公楼、绿地之类的项目。现在我国还没有通过湿地保护法，国土资源部应该积极促成这个法律的起草和通过。
解决用途管制问题要多管齐下，有很大的难度，仅仅靠国土资源部的力量是不行的。各地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先占后批、占而不批的现象，说明在土地管理中不能完全做到令行禁止。
因触犯土地管理法规而被摘了官帽的官员少之又少，和大量的土地违法案件发生数不成比例。目前，建立这样一种体制机制的思路已经有了，这就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改革思路。
从另一方面看，百分之百地处理土地违法案件固然必要，但这样做引起的巨大的行政成本也不可忽视。变更规划要有法律程序。